祖产

在老家的房子，有一囗古老的石臼，上端大，下端小，成倒圆锥型状，座立在大门的入门处，像一位石将军，日夜守护着房子的安宁。父亲七岁时，爷爷外出谋生，被抓了壮丁，从此一去无返。奶奶帶着父亲改嫁到当溪，三年后，奶奶离世，父亲孤苦伶仃回到王大厝，投奔了已经改嫁至黄府的曾祖母，替村里富人放牛度日。后来父亲结婚生子，由于自己没有房子，便携妻带子，在村子里不断的迁徙，寄人篱下。村子虽然不大，大多数房子却有别致的名字：王厝里，里弄坪，里角厝，上新厝，村尾厝等等。我们兄弟姐妹也就出生在不同的房子里。大哥出生在里弄坪;大姐出生在王厝里;二哥，三哥，五弟及我出生在里角厝，这是我家借住时间很长，且出生的都是男丁的房子。在我四岁时，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新房，只不过是跟别人合盖，我们一半。小妹就出生在新房子里。父亲很少跟我们谈起祖辈及祖产的事儿，或许是由于年幼失父丧母，对祖辈的事，知之甚少吧?虽然，我家祖宗从杨源搬到王大厝，到我们这一辈，已繁衍了六，七代了，但每年清明所扫的祖坟并不多，我们几个兄弟只要花上一天时光，赶紧一点，就可以扫完。大多数祖坟因无法找到而荒弃了。然而，我家的祖产也就成了无以解开的谜了。父亲的起家，似乎是从天而降，一无所有。我从未发现属于自家的山林，土地，房产，财富。尽管以后又盖了大小不一的三橦新房，但是，所有的木头也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半买半送拉来的。父亲也从未带过我们进入自家山林砍伐，或许我家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山林吧?直到我懂事时，才听说有一口石臼，是我家祖上留下的。因为遗弃，已被人家抬走，用以舂米。那年大哥组织了几个人，上门去要，新主人知道是我家祖上的，也就没怎样阻拦，就物归原主了。大伙们费了不少力气，折腾了一番，才把石臼抬回家，放在厅堂的天井旁边，满是灰尘与污垢。母亲提了一桶桶水，用竹锅刷刷了半天，再用抹布擦拭干净。令我既好奇，又高兴，摸啊，抱啊，爬上跳下，整天围着石臼转。那时小孩穿的都是开裆裤，我往往朝臼口一坐，两个小屁股赤裸裸地贴到臼底，凉爽爽的，舒服得很。由于，碾米机还没有产生，石臼也就成了制米的主要工具。要加工大米，都是先把谷子放进磨砻脱掉壳子，再用米筛把大米筛下后，送到村外的水碓舂米。或在石臼里舂米。我家只有石臼，没有米锤，要用时，总是要到邻居借锤。米锤是用半截木头，中间钻了一个孔，再把一根木棍插进固定牢，制成的“T”字型状木锤。舂米时，由于石臼口子较小，容易跑米。于是，母亲想了一个办法：用稻草制成一个围圈，放在臼囗上，再小心翼翼的敲打着大米，使大米渐渐地变白。有时，我也会抡起米锤七上八下地敲打。一开始，木锤常常打歪，满地是米，经过几次调整，才慢慢地学会了舂米活儿,偶尔帮帮母亲舂米。整个村子石臼加起来，只有三，五口，从石臼的数量上判断，我的祖上是否也豪富一时?每到春节，总是有人上门预约石臼，制做糍粑。大家抬着饭甄，放在木凳上，热气腾腾的糯米饭，冒着香味。几个彪形大汉，围着石臼，轮番上阵，锤起锤落，边打糯米饭，边亨着夯歌，即使是力大无穷，寒气袭人，也会汗流夹背。大哥结婚的次年正月，为了筹备送年的粃粑，母亲把出嫁不久的大姐召回娘家过年，帮忙。在制作糍粑的那天，大姐依然穿着嫁衣，带着母亲陪嫁的一双精致银手链，十分漂亮。可就在整揉糯米时(每打一锤，就要用水抹冼锤上的糯米，以便再次敲打)，手还没有抽出，就被大汉一锤砸下，一条手链被打成稀烂，幸好没有伤到手。糯米饭打粘之后，从石臼里取出，放在竹匾里，用地瓜粉揉抹表面，便制成了一块块软软的，圆圆的大饼，就是糍粑了，将糍粑晾硬，贴上红纸条，就成了送年不二选择的礼物。过完三天春节，大人们挑着沉甸甸的糍粑，去岳父母家拜年，然后，接受妻家族亲的轮流宴请;小孩们背着装满糍粑的竹篓，去姥爷姥姥家拜年，遇到长辈做寿，还会顽皮的拉住衣襟，叩拜一番，以换取几毛钱的红包。随着兄弟的成年，房子显得不够住了，兄长们与父亲又在村尾离马路不远的地方，盖了一橦新房，再一次进行举家迁徙，石臼也一同搬迁。渐渐地，石臼的功能被碾米机所取代，也很少人制作糍粑了，石臼显得空闲，失去了往日的忙碌与光泽。后来，我们举家离乡，移居上海。偶尔回家才能看到石臼。今年清明返家，推开大门，又见了座立于入门的石臼，勾勒起对童年的回忆，更激起对石臼的眷念。我才恍然大悟：石臼是我家很好的祖产。